上世纪60年代初，我还是个刚进初中的学生。过年后，语文老师布置了一篇命题作文，题目是“过春节”。
    那时候，即使我们年龄还不大，满脑子都已经被革命的字词和事情给占据了。差不多每个同学都将 “过春节”的题目自觉地演变成为了“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自然，文章中的文字都带革命色彩的，内容大都是杜撰的，情感大都是虚构的。
    我就读的中学地处上海的“上只角”（洋人所谓的“高尚居住区”），而且是名校，同学中少有劳动阶层出身的人。住在我家不远处，我的一个乐姓的同学是个例外，也许整个班级就他那么一、两个工人子弟。

    
    每年过年，家里有一些固定的程式是不变的，诸如除夕夜吃年糕（据说北方人是吃饺子的），初一早餐吃汤圆；给压岁钱（以前被人给，现在给别人）；看放鞭炮（以前自己放，现在看人放）；……。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自己也讲不明白，也从来就没有想要明白过。
    听人讲了一件事，让我不经意地明白了。那是发生在一个美国家庭中的事情，一天，这个家庭中的一个孩子突然发问：“感恩节吃火鸡，为什么我家的火鸡总跟别人家的不一样，别人家的火鸡都是完整的，我家的火鸡屁股都是没有的？”孩子的爸爸妈妈答不上来，就去问孩子的爷爷奶奶，爷爷奶奶也答不上来，爷爷又去问了他的妈妈。老太太老得快不行了，半晌才回答了孩子的爷爷：“

  
     那是我一生中过得最不爽的一个年，记得是1987年。
    我连续乘坐了十多个小时的飞机到达波士顿，又从波士顿乘坐了大巴士，到达了大学所在地——爱默斯特小镇。一个中国留学生用车将我送到了另一个中国留学生小刘的居处，我被安顿在那里。
     天上飘着满天大雪，窗外一片白茫茫。我在温暖的客厅里，搓着被冰冻了的双手，用眼睛打量着屋子里的一切。客厅不算太小，里面空空落落的，只有一张旧桌子和两、三把椅子，还有一个有点破的沙发。地上铺着的地毯倒是让我感到有点奢侈，因为在那个年代，在中国大陆很少有人在家里铺地毯的。客厅与厨房是连在一起的，厨房的排风扇上积满了油污，灶台上爬着几个蟑螂，据说是德国种的，比中国蟑螂小多了，很难杀灭。卧室很小，只能放两个单人床。
    人最怕的是孤单，特别是在节日里孤单，特别是在节日里在异国他乡的孤单。

    
    每年过年，我都要看央视的“春晚”，已经成为了习惯，改变不了了，不看就会觉得有点不舒服，而且，如若有原因没有看成，以后还要补回来。这个习惯是自有“春晚”以来那么多年养成了的。
    根据我有限的生活经历，我感到“春晚”是世界上最讲究“排场”的“秀”，就好比“满汉全宴”是最讲究“排场”的“宴席”一样。我看过不少据说是够讲“排场”的“秀”，诸如拉斯维加斯的“O秀”、“桕布力”之类，但是，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不能与“春晚”相比。这就好比我曾参加过一些高规格的东、西方国家的宴会，讲究“排场”的程度都还比不上我在国内参加过的一些中高档次的宴会。

    
    布列瑟侬虽小，也算是个市，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因为它的富庶，在历史上，曾是德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必争之地。众多的外国人到达这个小城镇，是这个小城的一件大事，市长亲自出面，在自己的官邸款待客人。
     当我被告知我是在市长办公室时，我感觉它还比不上我们一个中学校长的办公室，当然远远比不上一个重点中学校长的办公室。市长的办公设施很普通，桌上有一台手提电脑，连着打印机，需要时，可以随身带着它走，还有一架电话机和几个文件夹，这些就是全部。从办公室的整个布局来看，我都怀疑市长有没有秘书之类的帮手，我更不会认为他还配备着专门的汽车司机。道理很简单，因为这是要花费纳税人的钱的，纳税人是不愿意给市长这样花钱的，纳税人可以发出这样的声音：你要干，就这样的干，你不愿意干，就换别人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