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我与世界上许多的人一样，也在电视机旁看奥运会的开幕式。看开幕式的表演时，我虽然没有一些类似外国人那般的“北京奥运开幕式实在是太美了”、“真是奥运史上最美的开幕式之一”的感叹，却还是认为总体不错。这就好比许多的老外，走进中国金碧辉煌的宴会厅，品尝他们很少能吃到的中国佳肴，一定会赞不绝口；而我，只有到了外国的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的西餐厅，哪怕吃到那些并不习惯吃的西餐，也会有所感叹，而再好的中餐，在我的眼里也就如此这般了。

  
    这次去深圳，住在深航锦江国际酒店，从住房的窗口向外眺望，可以清晰地看到大海以及海对岸的香港。如果再仔细一点，远处还可以看到一座跨海大桥，虽然看得不很清晰，但是给予人一个很清晰的概念，那就是隔海相望的香港与深圳由这座深圳湾跨海大桥连接在一起了。

    
    那是新世纪的初年，我在麻省大学又当了回学生，十五六年过去了，校园没有变，教室没有变，教师变了。那年，正是福门要退休的年份，他满腮已经长了长长的白胡须，活像个圣诞老人。在教室里，他对研究生们讲了课，然后，我跟随他到停车场，他将我送回住处，再自己回家。每次几乎都是这样。
    这天，照例上完了课，我和他走出了教室，他不声不响，看来有点疲劳了，因为那天上课时，他似乎太用神了，而且学生的问题又特别的多，还有些很难回答的问题。一路上，我都有点担心，觉得他有些反常。我们坐上了他的小车，他握着方向盘，突然转过头来问我：“你说上备过课的课累，还是上没有备过课的课累？”

    
    我是在美国看《哈利伯特》的，破天荒的是，福门请的客。我说这是破天荒的事，是因为这样做并不是一般美国人的习惯，当然也有美国人会这样，但是福门一家人不会这样做。
    一天晚上，我与福门夫妇在新英格兰的一个小镇上吃完了饭，福门突然萌发了想看电影《哈利伯特》的念头，问我想不想看，我没有听到过有关这个电影的信息，于是回应他的是“随便”两个字。福门又问了他的夫人玛丽，她的回答似是而非，福门就决定行动了。

    
    中国人并不习惯于AA制，吃完饭以后，都抢着付钱，以示对别人的大方，而且会感到自己有面子。一旦有个吝啬的人，几次下来老不自觉掏钱请还别人，在朋友圈里，那是要被人骂的。
    在美国，第一次遇到AA制，那是在二十多年以前。一次，我因为要回国了，麻省大学教育学院的那帮教授们集结一起，在一家中国饭店请我吃饭以示欢送，自然，福门就是召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