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为一本关于幼儿园课程的教材做修订时涉及到了DAP的话题，我写下了对DAP的以下评价：
    从“发展适宜性教育实践”出台后的30多年中，该声明重申和修正了3次，对比这四个版本的立场声明，可以发现NAEYC原本的立场和理念已经所剩无几了，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是主要原因当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我仔细地研究了DAP的四个版本，它们分别发布于1987年（1987年版是1986年版的扩展版）、1997年、2009年和2022年。从第一版到第四版，历时35年之久，其变化之大，令人咋舌，主要表现为：
    从价值取向上看：从认定适合儿童发展（年龄特征、个体差异）的教育才是最佳幼儿教育的实践，到不再认为世界上存在有最佳的幼儿教育实践，适合儿童背景（文化、种族、语言……）的教育实践才是可取的；

    我之所以在本世纪90年代末开始对DAP一类的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幼儿教育理念在我国的运用提出了一系列的批评，我的“底气”之一是我听到了来自一些著名学者的声音，也看到了DAP及类似主张的兴衰过程，经由自己的思考，我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80年代末以后，我与美国著名学者斯波代克有了频繁交往，他曾是当年NAEYC的主席，

    我曾撰写过一本题为《皮亚杰理论在早期教育中的运用》，它是1998年出版的。这本书凝聚了我在幼儿园所做研究时的酸甜苦辣，十年磨一剑，许多心得和想法是“磨”出来的。这本薄薄的书（13万字）成为了我另一本2009年出版的《建构主义视野下的学前教育》（近40万字）的基础。
    在《建构主义视野下的学前教育》中，我将DAP一类的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幼儿教育理念在我国的运用，用了两个词做了评价，它们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西方不亮东方亮”。

    
    我的《幼儿园课程》（第三版）出版了。我是在2021年7月交的稿，出版日是2022年7月，拿到书是8月，出版过程用了一年多。
    但凡一本教材能够出到第三版，而且专业范围不大，内容有点深奥（学术化、不通俗），每年印刷数量保持恒定并且很大，据出版社编辑对我说，这比较少见，《幼儿园课程》就是这样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