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后现代——新世纪的早期教育
爱伦•海易斯
澳大利亚悉尼麦考立大学 澳大利亚教育研究中心
简要的历史回顾
在展望新世纪的早期教育前，我想首先思考一下这个领域的起点，对我自己的国家——澳大利亚的早期教育的历史作一个简要的回顾。这里有两条明显的线索：一是幼儿园运动的兴起，它强调的是教育；二是日托运动，它强调的是保育。
正如Robinson (1998)所指出的：关注教育机会平等和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补偿驱动着早期教育。这种关注在美国被扩大成一种对早期补偿教育的投资，和Head Start相联系。另一方面，对保育的关注，是由于幼儿的母亲们有更多地参加工作的愿望或者是必须去工作。
19世纪幼儿园运动和日托运动的兴起至今仍影响着澳大利亚和其他很多国家对婴幼儿提供的服务的划分。
后现代主义和当代早期教育
我继而把目光转向后现代主义，转向当今它的持续的、巨大的影响。后现代主义者的关于重新定义早期教育和保育的思考和行动所引起的热烈讨论是非常值得赞扬的。批评性的反思和开放性的讨论正是文化的进步和其生命力的核心。
同样，对差异性的聚焦、对儿童观和儿童期的讨论、对社会阶层之间或内部权力不平等的批判，对于这些，后现代主义者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后现代主义当然不是一项单一的运动，这个词用在三个特殊的领域：
历史领域：（指二战后）
美学领域：（指对现实主义的拒斥）
哲学领域：（指反对启蒙主义关于进步和绝对真理的理念）
在这多种领域里，后现代主义者是怎样地批判、反思，进行开放性的思考的呢？
后现代主义是否有这样的危险：即它恰恰存在着它所批判的那些问题？它是否恰恰是对它所试图开启、启蒙的领域造成了威胁？
主要的矛盾所在
作为一个教育者和发展心理学研究者，当我考虑到后现代主义者对发展心理学激烈的批评并假定发展心理学处在霸权的地位时，我不能忽视后现代主义自身的矛盾性。
首先，它一方面主张差异性，另一方面，其在批评时，却把所批评的对象看作是单一的、一致的。不管是针对早期教育或是针对发展心理学都是这样。早期教育领域的差异性好像被轻易地忽视了。
而且，它忽视了发展心理学的差异和动态。它的批评是建立在假设之上的、过度简化的和自相矛盾的陈词滥调。它空洞地提倡多样化的观点，但却压制某些观点的表达，这正象是它所批评的霸权主义作风。
那么，我是根据什么说它对于发展心理学的批评是过度简化的和自相矛盾的陈词滥调呢？
第一，它激烈地批评分阶段地研究发展。实际上这种批评在一九七几年在发展心理学内部就有，并且没引起注意。醒视儿童早期这个概念本身，它有其固有的发展和阶段特征，而且不管从历史还是现在来看，并没有统一的观点。难道“儿童早期”这个词要被抛弃吗？我不这样认为。
第二，后现代主义还轻易地忽视了发展心理学对个体差异的研究的影响以及对情境和文化差异的关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Kluckhohn和Murray的见地，即 每个人都象其他人、都象某些人、又都与其他任何人不同，因其强调了种族、文化和个体的的相似性影响而不被欣赏；同样，最近Bronfenbrenner的观点的影响，特别是其核心概念“生态小环境”和“时间动态”（体现在“时间系统”的概念中）的影响，在讨论中也没有提到。
那些批评有这样一种倾向，即忽视了情境已成为发展分析中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它反映了发展心理学和社会学思维的融合，这也经常受到忽视。
当前发展心理学的综合的思维方式反映了社会学、诠释学和发展心理学的观点和概念的影响。我们又一次发现，这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就发生着的事实，但在后现代主义者的批评中也没提到过。
还要提到的是一些发展心理学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例如Goodnow重新定义了发展心理学。早期教育并不是唯一在进行改革、重新定义的领域，心理学进行重新定义也有一段时间了。
第三，发展研究中方法的多样性也总是被忽视，单一地盯住实验的方法，而在发展科学中这是可证明的最不占决定地位的研究方法。日趋增长的量的研究方法和质的研究方法的混合被看作是不合适的综合或是在逻辑上相矛盾。对于发展范例的工作，包括对于发展的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的考虑，以及强有力的元分析技术和从纵向研究得来的有价值的数据，都没有被提及。爱因斯坦（1879-1955，美籍德国犹太人，相对论创立者）和海森堡（1910-，德国物理学家）以及其他很多后继者的贡献对科学思维变化的影响，好像也在对当今的科学讨论中没有出现，包括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
所以，这种批评怎能不是陈辞滥调的、教条主义的和空想的呢？当只有它的声音，却压制别的声音时，怎么能称之为是对话呢？正如Dahlberg, Moss和Pence的正确的声明：“我们不是想用一种话语霸权去取代另一种。”（1999，第二页）不幸的是，这恰恰是某些后现代主义者言论的结果。
最后，他们认为发展科学对于早期教育和保育有不适当的影响，表现得很紧张。影响不适当的证明是什么？Elkind (2000)认为：发展心理学对于早期教育的影响，从历史上来看，根本不象后现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有着不适当的强烈影响。
贯穿上个世纪的和至今仍然明显的对早期教育领域产生的巨大影响，并不是发展心理学本身造成的，而是来自教育思想和研究的冲击，正如Elkind 正确指出的那样。Zimiles(2000) 指出了发展心理学和早期教育实践的分离状态，这必将引起几方面的激烈反应。我惊讶于这种矛盾，一方面，说发展心理学对早期教育有不适当的影响，另一方面，说与早期教育实践没有关系，显然两者不能共同成立。
还有一处矛盾是与拒斥启蒙主义运动所强调的进步有关。这必须同时提到“再建构”和“再定义”的概念，它们恰恰是进步主义的词眼。在批评Zimiles(2000) 的文章时，Bloch 最近得出结论说：“在21世纪，我们应该用新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研究，同时，从不同的途径考虑‘知识’本身的概念，以及它和真理、权力的关系。”也许不是如“圣杯”般是绝对的或最终的进步，从意图上说，这些也好像是进步主义的。她接着指出：“当今关于儿童发展和教师教育的讨论为将来进一步的讨论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为探索怎样把不同的观点放在一起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为怎样看待知识提供了不同的视窗。”
这种重新定义没有试图代表一种进步吗？如果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它当然是有进步主义的意图，而且同样的，它和现代理想没什么区别。
某些后现代主义者的分析中使用强制的形式，这也很有趣。这样霸权，怎能形成对话和谈论呢？Gergen (2001)说：“一系列创新的、挑战的提议……必须被得以伸张。”这不是霸权吗？
另外，关于“所有的声音都是平等的”说法，暗指向儿童保护、早期干预和对少数者、弱势群体的服务。相对主义的立场不惜冒险否认儿童权利和保护儿童必要性这些共同的原则的呼吁。这些显然僭越了文化的和个体的权利。又一次地，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不惜冒险破坏儿童普遍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简言之，相对主义否认人们在婴幼儿领域里为了增进儿童的基本权利、呼吁儿童应有的福利和尊严的努力。
最后，其花言巧语地暗示传统的早期儿童领域的研究存在着危机，号召再定义，这本身是对上个世纪那些开拓者在这个领域的贡献的否认，也否认当今世界早期儿童领域中文化的多样性。
总之，某些后现代主义者的作品是陈辞滥调的、逻辑矛盾的、站不住脚的、企图压制其他声音的霸权主义的。
后现代主义，殖民化和教条化
虽然各种观点纷繁复杂，但存在着拥护其中一种的趋势，即瑞吉欧.艾米利亚对早期教育的研究，西方的著作里表现出明显的关注。我承认瑞吉欧.艾米利亚那里人们的工作有着深刻的见地并引起了重要的讨论，其研究的不同方向正存在着后现代主义所拒斥的“解构情境化”。
Richard Johnson 发起了批评，说呼吁采用瑞吉欧.爱米利亚的研究和思想的人是“拜错了对象”，对于这种批评的反应值得考虑。也许选得例子不恰当，对批评的有个人偏好的反应同样很不好，例如Rofrano(2000)。 又一次地，它和多样的观点、开放、兼收并蓄的言论精神毫不一致。
要避免不经思考地照搬别的思想，不考虑自己具体情况的限制。Larry Proctor (2002) 作了尖锐的历史分析，指出在上世纪早期，福禄倍尔的思想和幼儿园运动移植到世界其他地方时也存在着相似的错误。如果现在对瑞吉欧.爱米利亚的热情的呼吁是某种征兆的话，后现代主义几乎是后殖民主义了。
教条和智力殖民化经常的标志是：倾向于花大力气投入在那些复杂的教育过程的外围方面，那些并不值得如此投入的事情上。
在另一个领域——传导教育中的一个例子提供了很好的说明。二战刚结束时，布达佩斯的Peto学院为身体有残疾的儿童设立了一些项目，对特殊教育的思想影响很大。在七、八十年代，这些思想被移植到很多国家。甚至有工厂专门做和布达佩斯那里同样的用具。好像若没有同一种梯式靠背椅就不能进行传导教育了。
1991年我去布达佩斯参观，那里搞特殊教育的人对他们在西方看到的那些照搬他们的用具，却并不怎么理解他们思想的做法很吃惊。对于他们来说，工作人员与儿童间综合的互动才是精髓所在。而梯式靠背椅子等，只不过是木匠在战后材料短缺的情况下的偶然想法。
教条者总是照抄那些在探索中容易辨认出的方面，忽视那些独特的、具体情境中的，起核心效用的互动和过程。又一次的，正如Proctor 和 Johnson 所强调的：这种殖民化经常和原情境中的思想意图鲜有相同之处。
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对经验主义的抛弃
如果要抛弃系统的经验主义的研究和评价，认为它是不合适的，那么，就会失去强有力的手段去阐明位于研究的有效性的中心的那些方面和过程。研究和评价也是手段，决定研究是怎样地通过情境可归纳和可转移的。使我惊讶的是，尽管瑞吉欧.爱米利亚对早期教育工作者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根据经合组织对早期教育和保育的报告，意大利对三岁以下儿童的投入在下降，研究表明了这一点。
在观察和评价瑞吉欧.爱米利亚时，我料想Johnson的文章会引起强烈的反对的声音。又一次地，这和开放的、兼收并蓄的言论精神是不一致的。它更象是现代主义和启蒙运动所反对的那种宗教般的顽固。当教条地、不考虑具体情况的照搬时， 瑞吉欧就失去了其有生命力的独特的创造性。
瑞吉欧.爱米利亚成为造成重新关注儿童尊严、儿童应有的价值和丰富性的影响的主要因素之一。这是它的主要贡献。但是在当前对儿童早期的兴趣增长的情况下，它有怎样的影响力量呢？它的影响在早期教育专业人士中是决定性的吗？有多少证据表明它的更广泛的影响？比如对于政策制定方面？
最近对儿童早年的兴趣
讲到这些，我想把话题转到最近政界、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对儿童早年兴趣的增长。在我演讲的这部分中，我想提到最近刺激和影响关注儿童早年的这个高潮的主要方面。从四个方面蜻蜓点水地谈一谈。
1）对脑的研究
2）预防和早期干预
3）对于质量的决定性的讨论
4）对早年经历的影响的关注
脑的研究
对于新的脑研究的兴趣的增长可能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能吸引媒体、政客、政策制定者、教育实践者和公众的注意力。然而，A. Corrie (2000) 指出，试图把脑研究的证据引入政策和实践有着巨大的危险。当然新研究也没有说过在早期教育和人类儿童的脑发展之间有什么特殊的联系。事实上，正如Corrie指出的：我们必须知道只有不到1%的研究对象是人类儿童，而50%以上的研究对象是鼠！不加批判地采用它的研究作为基础也是有危险的。
预防和干预
随着预防和早期干预的增长，这也成为搞政治的人们讨论中的主要问题。在提高健康水平、教育水平、降低犯罪率方面作远期利益的承诺对于搞政治的人和政策制定者有巨大的影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强调早期干预是建立在年龄和阶段划分的基础上的。这给予了儿童早年在发展中的优先地位。当然，过分强调早期干预活动的益处也是有危险的。
质量
和上两个领域相联系的是，日益增长的对质量的关注。这种趋势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出现在一些报告中，比如经合组织关于早期教育和保育的报告。即便不考虑Dahlberg, Moss 和 Pence对质量的关注，质量和质量评价仍然位于很多国家的议程的中心地位。
早年经验的后果
最后是对早年经历的远期影响的关注，人们对现在纵向的研究结果和几个国家建立的新研究的结果重新感到有兴趣，这是很显著的。然而重要的是，关于发展的新的思维方式和它的变化、可变性被整合到新研究的设计中来。重要的还有，儿童和儿童的情境以及把他们连起来的实践过程也是焦点所在。积累影响后果的数据的必要性也不能被忽视。不管我们喜欢与否，那些为早期教育制定政策和提供资金的人非常关心能证明项目有效的证据。项目的可说明性是不可避免的现实。
证据作为基石的必要性使后现代主义者所关心的与强制性的政治所关心的有所分歧。后者为早期教育提供公众的支持。同样，不管我们喜欢与否，研究，包括经验性的研究，必定是儿童早期学术界所主要关注的。
研究趋向
在澳大利亚，Fleer（2002）最近调查了老师、校长和儿童服务机构的负责人。 她指出以下选项被认为是最需要进行研究的领域：
1）保育和教育的区分
2）早期教育的地位
3）纵向研究
4）养育标准
5）读写算的成果
6）早期干预和父母的技能
7）与家长的合作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后现代主义者在批评，对早年阶段经验主义的研究和评价的需求的关注还是在增加。然而，令人不安的是，很多研究活动是在早期儿童研究的主流以外，这可能是由于受到了后现代主义者的思维的影响。危险在于，应该驱动整个活动的那个群体却恰恰没能位于活动的中心，不管从哲学意义上还是从意识形态的意义上说都是这样。而且，学生受到影响，忽视甚至轻视研究，这进一步削弱了将来这个领域里进行研究的能力，而这个领域需要儿童早期方面的专家。
政策趋向
关于政策，最近经合组织的报告“强有力的开始”（经合组织，2001），面向12个国家突出了以下几项政策。
1）扩大供应，普遍供给
2）提高供应的质量
3）提高政策和服务的一致性和协调性
4）探索策略以保证对系统的充足投资
5）改进员工培训和工作状况
6）为婴幼儿开发合适的教学框架
7）使父母、家庭和社区参与进来
日趋严重的分歧
考虑以上所列并读了报告之后，我惊讶于那些关注早期儿童服务的政策和将来趋向的人们与那些后现代主义学术评论员的的分歧。对于后期影响、可说明性和质量的关注，后现代主义者倾向于不感兴趣，但这些确实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地居于中央的话题。困难的是，早期儿童的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和实际工作者要影响政策和实践的发展，使它们被政治和社会接受。
不能忽视后现代的分析和政策之间的分歧。这个分歧在建构新世纪的早期教育时需要提到。Zimiles特别指出：存在于发展心理学理论和早期教育实践之间的分歧恰恰是存在于后现代主义者的分析与当前政策和实践之间的分歧，例如在经合组织的报告中所考虑的那样。
摆脱从后现代主义而来的分裂的需求是迫切的。当前很多国家的政策关注儿童的早期，把它放在一个比以往更重要的地位，除非儿童早期领域能获得更团结的状况，否则，面对日益增长的枝节问题的控诉，它将会很脆弱。
综上所述的矛盾之处，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不能在逻辑上前后一致，不能为发展实践和制定相关政策的基础，难以说明儿童早期投入的价值。简言之，这种概念框架造成了（而不是解决了）更进一步的分歧，最终难以形成政策。
它们也限制了知识的基础的综合范围，而知识仍然是早期教育领域中极为重要的基础。它们否认这个领域丰富的文化和历史。又一次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贬低那些在这个领域的创建者和后继者的努力，因其没有持和后现代主义者同样的信念。这里重申的是：他们声称多种声音的有效性，但却试图压制发展心理学等和他们相左的观点。
进一步的观点
但是，后现代主义的益处是什么呢？如果不承认后现代主义的益处，我就是玩忽职守。它对儿童观、对差异性和情境的开放的讨论，对多种视角、多种声音的开放的精神，都是值得称赞的。
我们前进的方向不是要解构，而是要尊重丰富、独特的文化历史和遗产，在目前的理论、政策和将来的实践的分歧之间建立桥梁。研究寻求证明时可用任何合适的方法，而不是固执地坚持没有意义的定性或定量的二分法。在早期儿童领域进行开放的研究，开放二十年来发展心理学的激动人心的成果。要通过融合取得综合性的、开放性的、建设性的、富有生命力的成果。
并非要不顾具体情境地拿来别的思想，早期儿童领域需要解放个体思维的创造性，取得新颖的解决方案，这种方案可敏锐地洞察具体情境，得到发展的信息的支持。
Elkind （2000）指出：“后现代主义并不厌恶现代性，只是批评它的过分之处。…….并不是否定过去，只是要结合过去和现在的精华。”开放的对话正是思想整合所需要的。
本文就是要重新激活对话，使被压制的声音得以听见。寻求方法使早期教育对儿童及其未来的贡献得以更进一步地发展。同样，我并不是厌恶后现代主义，只是标出它过分之处的危险性。最终使新世纪的早期教育获得建设性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