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园课程的文化适宜性

 

在今年五月至六月的一个月里，我两次参加了在异国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一次在墨西哥的蒙特利，另一次在意大利的布列瑟侬（德语为布雷克森）。在这两次会议上，我的两个主题报告虽有不同侧重，但是都与幼儿园课程的文化适宜性有关，引起了来自世界各国参会学者们的广泛认同。我在墨西哥和意大利的短暂经历，也再次加深了我对幼儿园课程文化适宜性的理解。

两个地方，两种感受

对许多中国人而言，墨西哥是一个陌生的国家。墨西哥与美国土壤，曾是西班牙殖民地，既有强烈的印地安（土著）文化传统，又明显受欧美文化影响。墨西哥不算穷，也不很富，贫富之间的差距很大。我不熟悉墨西哥文化，也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深刻地了解墨西哥文化，但是，作为一个有中国文化背景的中国人，在近一周的会议期间，感受到对墨西哥文化似曾相识。例如，学术研讨会会场容纳了千余人，会议安排了10余个学术报告，要求所有与会者同时倾听；高层领导到场祝贺，会议程式十分隆重和仪式化；幼儿们奉献了一台高结构化的民族歌舞表演，全场反响雷动……。又如，在蒙特利城车水马龙的街上，路人行色匆匆；集市上堆砌着各种各样的小商品，小贩起劲地吆喝；在贫民集居的地方，到处是烧烤的油烟和脏乱的杂物……

布列瑟侬是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小城镇，在阿尔卑斯山的南麓，在风景如画的多洛米蒂群山环抱之中，临近奥地利和瑞士，大部分人讲德语。在欧洲，意大利算不上富裕，但是据说布列瑟侬所在的省份却是欧洲最富裕的省份，这里的消费让普通中国人汗颜。与墨西哥相比，我比较熟悉发达的欧美国家及其文化。例如，学术研讨会虽有数百人参加，除了重要的主题报告外，另有许多可供选择的报告；会议过程虽然保持了德国人的古板和一丝不苟，但也搀杂了美国人的自由和富有弹性；虽然是关于早期教育的研讨会，却照例没有出现一个幼儿……。又如，在布列瑟侬的街头，看到的都是悠闲地喝咖啡和闲聊的人群；周末的商店都关门大吉，店主们也在尽情地享受阳光、空气和水；家家户户精心地经营着自己的家庭，到处是鲜花丛和绿草地……

会议期间，并不富裕的墨西哥主人不断宴请，不断送礼品给客人，生怕怠慢了来客；相比较而言，富裕的意大利北部的主人则显得不那么盛情，给报告者的主要待遇是一天不得超过25欧元的、可到任何餐馆用餐的权利。当我在这两个不同的地方享受着不同的礼遇时，我想到的不是哪个好，哪个不好的问题，我感到这就是所谓的文化差异。因为在主人这一方，都是在他们的文化背景下尽心尽力地承办研讨会的，虽然他们的所作所为会给不同文化中的来客带来绝然不同的感受。

会议期间，当我在蒙特利城嘈杂的餐馆里像墨西哥人一样贪婪地咀嚼着墨西哥卷饼和鸡肉时，在感受上，我是与在布列瑟侬古老的餐馆里悠闲地品尝举世闻名的帕尔马干酪、火腿和葡萄酒雷同的。我以为，这些美好的感受，是我在自己的国家吃墨西哥卷饼和喝意大利葡萄酒所绝对不会有的；我相信，人对任何事物的价值判断，一定是跟背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脱离背景的价值判断是没有意义的。

幼儿园课程是不可能脱离文化背景的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早期，一批对跨文化研究有兴趣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曾对美国社会主要的4个文化组成群体（欧裔、非洲裔、亚裔和波洛利哥裔）在家庭组成、家庭成员的角色、家庭成员期待、儿童培养和训练、亲戚关系、价值观和信仰、人的内在特征、教育和学习特征、对文化的认同、态度、问题解决的方式等方面作过大量的对比研究。例如，他们的研究表明，在价值观和信仰方面，欧裔美国人赋予主动性以很高的价值，人类被看成是相互分离的独立个体，是胜过自然的；非洲裔美国人对亲戚关系、小团体的义气、相互支持和同情以及相互适应等赋予很高价值，家庭和教堂被尊为力量、一致性和同一性的来源；亚裔美国人的价值观和信仰很多来自孔子的影响，比美国文化更多强调过去，并不十分唯物主义，他们认为工作努力和勤勉是在社会中能得以生存和成功的重要特征；波洛利哥裔的美国人则认为面对面的关系是最为重要的，他们更多强调现在，强调松懈而不是事先安排的事情，强调手中的工作。又如，在家庭成员期待方面，欧裔美国人赋予个体化以很高的价值，强调自我信赖、独立解决问题和自主性；非洲裔美国人认为女性应成为独立的而不是被动的个体，因为她们要担负家庭和经济责任，通常，来自非洲裔家庭的儿童更早承担成人的责任；亚裔美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受孔子伦理道德思想的影响，高度强调尊重、服从和孝顺父母和祖先，个体被期待忠诚于其家庭，关心和贡献与长者；波洛利哥裔的美国人则认为家庭是一个主要的支持系统，家庭系统的最重要方面就是分享和合作的价值，因此，家庭应保持情绪力量、支持、安全和归属感的最重要来源，家庭内部的相互依赖关系是积极的因素，长者管教年幼者，男性指令女性是家庭主要状态。由此，研究者们相信，文化上的差异与儿童的学习背景、发展变化和社会调整是紧密相联的，为儿童编制的课程是不可能脱离这些文化背景的。

我在观摩蒙特利城儿童发展中心所属的幼儿学校（主要是为贫困家庭设置的）时，看到的是一大群幼儿围着一、二个教师在学习唱歌和舞蹈，或在教室里学习英语（对他们来说，这是第二语言），还有很多时间甚至无所事事，活动室里几乎没有玩具和材料，没有幼儿个别化的和探索性的活动。我对这样的幼儿学校没有持批评态度，想到的是如果这些幼儿被留在贫民窟里，他们的状况会糟糕得多；我想到的还有，在会场上和在街头上所发生的一切，是那么紧密地与他们的教育、教学联系在一起的。在蒙特利政府官邸举行的招待晚宴上，一个政府高级官员的祝词至今还在我的头脑中萦回：“我们为能给我们国家的每一个幼儿提供学前教育而感到骄傲，因为我们尽责了。”

我在布列瑟侬听取来自临近爱米里亚地区的瑞吉欧教师们介绍他们关于“建立教学纪录和评介之间联结”的研究时，我再次感受到纪录对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感受到瑞吉欧的教师们为幼儿所做的出色的工作。我想到的是在这个富饶的地区所发生的幼儿教育，一定是与该地区和谐的人际关系和带有强烈服务色彩的社区联系在一起的；想到的是这些教师的所作所为，一定是与他们安定满足的生活以及良好的训练同步的；我想到的还是，在会场上和在街头上所发生的一切，是那么紧密地与他们的教育、教学联系在一起的。在多洛米蒂一个古老的餐馆里，面对安静的群山和满山点缀着的幢幢别墅，主人的款待没有任何祝贺词，有的却是意大利北部传统民间艺人弹奏的乐曲，“一切尽在不言之中”的感受，让我再次领略瑞吉欧式教育的风采。这让我深深地感悟到一个熟悉意大利文化的资深学前教育专家曾对我说过，“在那个地区，处处都是瑞吉欧。”

我喜爱瑞吉欧的教育，为瑞吉欧儿童所富有的创造性和活力而感动；我也理解蒙特利城儿童发展中心的教育，为那里的儿童没有被社会抛弃，还有机会接受早期教育而感到侥幸。

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文化中，我开始逐渐地感悟“个性”、“创造”、“主动”、“自主”、“探索”等一些我们一直在追求的理念并不是一些中性的、完全客观的概念，在不同的文化中，它们有不同的涵义，对它们的价值追求也不尽相同；脱离了文化背景，这些所谓的“先进理念”只是“乌托邦”。

面对全球化和文化多元性的挑战

上世纪80年代，针对美国学前教育小学化的倾向，全美幼教协会提出了发展适宜性课程（DAP）的概念，指出早期教育课程应该适合儿童的发展，即适合儿童的年龄差异和个体差别。在当时，竭力支持发展适宜性课程的著名学者埃尔金德，后来曾感叹这种课程“几乎没有可能被广泛地运用”，他承认，“没有哲学上的改变，教育实践中的变化至多只是表面的。如果学校教育的哲学依然是心理测量学的，那么没有任何的教室或学校能真正实现与发展相适宜的方案。”他还说：“十分不幸，教育哲学的根本性改变主要取决于社会经济的需要，而不是科学的创新。”

著名的美国教育家布鲁纳曾对自己的亲身经历和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美国课程改革运动的失败发表过意见，他说：“离开了社会背景，课程争论的意义也就暗然失色了。”因为“不顾教育过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来论述教育理论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家，是自甘浅薄的，势必在社会上和教室里受到蔑视。”

世界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各种意识形态的交融，使学前教育工作者面对地域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去殖民化的研究方法以及知识的本土化等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挑战。

当今，即使是十分强调儿童发展的早期教育家们，也开始强调在编制学前教育课程过程要对社会文化要给予关注。例如，在对社会文化强调的呼声中，全美早期教育协会在1997年新版的指南中，对于在知识体中充分考虑儿童生活和学习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作了强调，并将这一点与修改以前的“发展适宜性课程”的另两个方面（适合年龄和适合个体差异）并列，作为该组织对发展适宜性课程概念的基本陈述。

在蒙特利的学术研讨会上，在笔者作了有关幼儿园课程的文化适宜性问题的报告以后，许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者表示了赞同的意见。在会后，古巴学者法兰克林一再对笔者表示，不能完全以欧美发达国家部分学者的偏好发展自己的课程，应该走自己的路。来自西印度群岛圣卢西亚的两位年轻的学着对笔者的报告极感兴趣，表示一定会将这样的想法带回自己的国家。

在布列瑟侬的学术研讨会上，在笔者作了有关幼儿园课程的文化适宜性问题的报告以后，许多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也表示了赞同的意见。在学术研讨会上，布列瑟侬自由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当即表示，即使在意大利，也存在与中国幼儿教育改革类似的问题。在会后的交流中，全美早期教育协会的执行主席玛丽洛与笔者作了深入的交谈，她认为在发展幼儿园课程中，价值的多元性和文化的适宜性是非常重要的；她赞扬中国幼儿教育中富有特色的许多方面，有些方面是非常值得美国人学习的；她特别希望中国的学前教育工作者能发展出具有中国特点的幼儿园课程，而不是一味地追求西方人的价值，借用西方的课程。

 

 

参考文献：

1.冈尼拉·达尔伯格等著，朱家雄等译校（2006年）：《超越早期教育保育质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布鲁纳著，邵瑞珍译（1989年）：《布鲁纳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

3.Elkind, E. （1991）, Developmentally appropriate practice: philosoph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Persky, B. et al e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

4.Hyun, E. （1998）Making sense of developmentally and culturally appropriate practice (DCAP)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Peter Lang.

 

《教育导刊》2006年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