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国幼儿教育改革的最初阶段起，我国的一些学者已经提出了“学前教育的文化适宜性问题”，约三十年来，在我国幼儿园教育的“主流话语”中，却没有将此作为一个重要话题。如果说，在改革初期为了“矫枉过正”，为了“不以一种倾向影响（或者掩盖）另一种倾向”，那还“情有可原”，但是到了改革的中后期，特别是在我国新凸现的社会问题急需解决的当今，还依然不去关注这个问题，那就成为问题了。
一个早就提出的重要问题
研究学前教育的人，是不可能不去研究学前教育的文化适宜性问题的，就像他们是不可能不去研究学前教育的儿童发展适宜性的问题的，他们之间的差别就在于对这两者的强调程度不尽相同而已，而不是肯定其一，否定其二。
笔者仅梳理了自己在近二三十年来曾发表过的文章（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的发表），发现很多文章的主基调就是关于“学前教育的文化适宜性”的。以下仅撷取部分文章中的部分语句，回顾在过去的年代中笔者对此问题的关注：
l 在幼儿园课程改革中，我们绝不能不顾我国的国情，盲目地去发展那些只是去适合幼儿发展的课程。这是因为社会科学的发展还无法确定哪种儿童发展理论最能准确地反映儿童发展的一般规律，即使我们真能找到一种能科学地解释儿童发展的理论，它也只能作为设计课程或教育方案的一个依据，而且还只是为解决如何教提供依据，而不是为解决为什么教和教什么提供依据。……我国的社会文化对共同利益赋予极高的价值，教育以极大的热情关注集体主义精神和共性的培养，这与西方社会崇尚个人的价值截然不同。（《社会文化是幼儿园课程改革的重要依据》，1995年《幼儿教育》第7期）
l 世界上不存在一种最好的能适应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中的所有儿童的教育方案，而各种不同教育方案能很好地适合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中的儿童。因此，脱离社会文化以及它的变化去探讨幼儿教育是没有意义的。（《变化的社会文化，变化的幼儿教育》，《幼儿教育》2004年第1期）
l 在制定幼儿园课程政策时, 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幼儿园课程与社会文化有着密切联系, 社会文化不仅决定了个体的发展方向, 也决定了培养人的教育机构的发展方向。课程以及构成课程的教育目标、内容、方法和评价体系等在每个社会中都是由社会文化衍生出来的。教育必须达成把儿童培养成合格的社会成员, 使其继承所在国家的传统文化这样一个基本目标。儿童成长, 部分原因在于他不断接受文化价值的灌输, 在于他确认的社会符号和观念, 并了解社会制度及其功能。教育应该明确地反映社会文化的价值观, ……。从教育人类学的视野看我国学前教育的政策走向和政策制定问题, 任何学前教育政策都不可脱离我国的传统文化, 不可脱离我国的具体国情。我们应该借助其他文化中的一些值得借鉴的东西, 但立足点必须是自己的文化。（《从教育人类学视角看学前教育的政策走向和政策制定》，《幼儿教育》（教科版）2006年第1期）
l 强调文化因素在幼儿园课程改革中的重要性，这并不过分，当今国际上，这一议题是学前教育界最为关注的议题之一。文化是幼儿园课程的重要基础之一，也是幼儿园课程改革的重要依据之一。……幼儿园课程改革必须适应社会文化变革的需要，这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势在必行。……尊重文化的多元性和不同文化的并存性。强调文化生态，强调多元文化，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在当今多元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下，幼儿园课程改革如若不充分考虑其背景（生态），考虑其文化适应性，那么课程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在当前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任何幼儿教育改革和有关政策的制定，都不能脱离我国的传统文化，不能脱离我国的具体国情。（《文化与幼儿园课程改革》，《教育导刊》2007年第4期）
l 在当今全球化和多元化的大背景下，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政方略下，从文化建设和文化安全等视角出发，中国大陆幼儿园课程变革在吸取外来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的同时，应更多关注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文化的问题。关注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文化，并不排斥来自其它文化中的有益于中国大陆幼儿园课程建设的成分，文化的交流，文化间的相互碰撞和接纳才会有益于文化的发展，但是，在课程的编制和实施中，占主流的应是中华优秀文化以及能反映其根本价值的东西。（《西方学前教育思潮在我国的实践和反思》，《基础教育学报》（香港）2008年第1期）
l 走穷国办高质量学前教育的道路，不可盲目遵循西方发达国家曾走过的、或者正在走的道路，而要充分认识自己文化和社会的特点，走自我创新的道路。（《学前教育：从中国看世界，从世界看中国》，《幼儿教育》2011年第3期）
l “鱼是最后一个知道自己是生活在水里的。”我们都生活在中国文化之中，却往往忘记了自己生活在那里。好在文化让我们中的每个人都依然依赖于它，离不开它，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没有意识的。（《鱼是最后一个知道自己是生活在水里的》，《幼儿教育》2011年第7、8期）
l 应该看到，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东方国家，在一些学前教育政策的导向上模仿一些西方“高福利国家”，采用了某些高度浪漫主义取向的教育理念，导致在学前教育实践中出现了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也是值得反思的。（《当今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政策导向（四）》，《幼儿教育》，2012年第9期）
l ……
“学前教育的文化适宜性问题”是个绕不过的问题
“学前教育的文化适宜性问题”虽然早已被提出，但是在我国的幼儿教育领域却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学前教育的文化适宜性问题”是个绕不过的问题，不仅是在学理上，还是在教育实践中，更为重要的是，这个问题与政治、经济、社会等宏观方面紧密相关，直接关联着学前教育的基本价值问题。
包括我国在内的不少国家，学前教育理论与实践工作者对于“学前教育要适宜儿童发展”的理念是相当认同的，有的已经成为了他们的行动指南。但是，在国际上，“学前教育要适宜儿童发展”是最有争议的话题之一，而且对此争议开始有了趋同的倾向，那就是“学前教育要适合社会文化”，尽管在“文化适宜性”强调程度上存在差异。
最能说明此问题的例子也许就是全美幼儿教育协会三次发布声明的变化过程。
“学前教育要适宜儿童发展”的理念来自全美幼儿教育协会（NAEYC）在1987年颁布的《适宜０-8岁儿童发展的教育实践》的声明，这个被人称作为早期教育的“绿色圣经”代表了该协会当时的，所谓的“适宜儿童发展”包含了两个方面概念，其一是适宜儿童的年龄，其二是适宜儿童的个体差异，在这份声明中，特别指出了儿童游戏的重要性，即儿童自发的、自主的或者教师帮助的游戏是适宜儿童发展的教育实践中的一种至关重要的活动。
自全美幼儿教育协会颁布有关声明以后，受到了来自各方的质疑和批评，甚至是很严厉的批评，特别是该组织还“遇到了为国家课程制定标准的挑战。”
面对来自各方的意见和批评，以及应对美国国家课程标准颁布的尴尬局面，全美幼儿教育协会对其以前曾经发布的声明给以了反思、修正和调整，并在1997年发布了新的声明。修正后的“发展适宜性教育实践”，在理论陈述上与修正前出现了一些差别，主要表现为：（1） 将“文化适宜性”列为基本要点，与修改以前的“发展适宜性教育实践”的另两个方面（适合年龄和适合个体差异）并列，作为该组织对“发展适宜性教育实践”概念的基本陈述；（2）在“建构主义”与“训导主义”课程哲学之间进行妥协和整合，例如：她们提出：“儿童通过自主建构增进对概念的理解，同时也会受益于比自己有更强能力的同伴和教师的教学”；“儿童会在自发的、富有创意的游戏中受益，同时也会在教师设计的结构化活动和教育方案中受益”等。
在该协会2009年发布的第三版《适宜儿童发展的教育实践》声明中，其基本立场与“文化适宜性”进一步靠拢，文件特别指出了如何在新形势下应对来自三个方面的挑战：要减少儿童之间的学习差距，提高所有儿童的学业成绩；要在幼儿教育与小学教育之间建立起较为理想的连接；以及要认识到教师的知识和决策对于有效的教育是十分重要的。
由此可见，“学前教育的文化适宜性问题”是一个想绕也绕不过的问题，不管是在哪个国家、那个地区。
孙悟空与如来佛
人类发展生态学家勃朗芬布伦纳将文化、亚文化看作是大系统，将一些机构和单位中的一些元素看成是小系统，将小系统之间的关系看成中间系统，将社区等看成外系统，他认为任何小、中、外系统都与大系统是同源的。根据他的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可将文化比作如来佛，可将幼儿园教育中所发生的事件等比作孙悟空，“孙悟空本领再大，跳不出如来佛手掌”，言下之意，幼儿园教育中所作所为，必须与文化相一致，否则就是“瞎折腾”。
曾几何时，在国际、国内的教育中都出现过“瞎折腾”的事情，最后都以“孙悟空归顺”收场。这就是当年美国著名教育家布鲁纳在回顾自己领导教育改革失败的亲身经历时所说：“不顾教育过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来论述教育理论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家，是自甘浅薄的，势必在社会上和教室里受到蔑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