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前教育究竟为了什么？这是关于学前教育的一个基本问题。
笔者自从事学前教育学科的教学与研究以来，认定学前教育既要顺应儿童自然发展，又要将儿童发展纳入社会所需要的轨道，两者缺一不可。前者主要的教育途径是儿童的游戏，后者则是教师的教学。
质疑：将“学前教育的文化适宜性”问题放置何处
上世纪80年代，全美幼儿教育协会（NAEYC）提出“适合儿童发展的教育”(DAP)的声明后，曾招来了学术界和教育实践界关于“学前教育的文化适宜性”问题的诸多质疑。
我国30多年前发起的幼儿教育改革在理念上具有明显的“教育要适合儿童发展”的倾向，这样的理念，尽管在学理上是有所偏颇的，在实践中是难以操作的，但是它针对的是当时幼儿教育存在的弊端，从“矫枉过正”的意义上讲，还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应该看到，这样的理念必然会引来“文化适宜性”的问题，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我国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的背景下，这个问题会越来越敏感地凸显出来。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笔者在国外曾深受“教育要适合儿童发展”理念的影响，回国后曾尝试过这种理念在幼儿园教育实践中的运用，深感阻力重重。90年代初，笔者开始受到西方一些曾反对DAP，或曾支持过DAP，以后又反思DAP的“文化适宜性”问题的著名学者们的影响，特别是逐渐受到批判主义学者从人类学、生态学、文化学和社会学等角度对DAP的批评的影响；同时，笔者也从尝试“教育要适合儿童发展”理念在我国学前教育中运用的不成功经验的反思中，逐渐认识到“适合儿童发展的教育”的局限性以及“学前教育的文化适宜性”对幼儿教育的重要意义。
近些年来，尽管人们已经开始逐渐认识到“学前教育的文化适宜性”问题的重要性，然而近二三十年来，在我国“学前教育要适合儿童发展”的“主流”声音中，虽然笔者曾在多个时段、从多种角度提出了“学前教育的文化适宜性”问题，这样的做法还是有可能会被认为“不合时宜”。但是，这一问题涉及的是教育本质和价值问题，涉及的是有关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和光大的问题，因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教育实践中都是不可含糊的，应该将“学前教育的文化适宜性”问题放在怎样的位置，如何去实施，这是难以回避的问题。
笔者的基本观点
两年多前，笔者应上海教育出版社编辑的要求，选取了近三十年内发表过的部分文章，编辑成了一套题为《黄绿相间的银杏叶——朱家雄学前教育文选》（二册）的书籍。这套书的第一部分为“学前教育的两个基本问题”，共分两章，第一章就是“文化背景中的学前教育”，收录了十余篇文章。这套书的其他各部分和章节，涉及学前教育政策、学前教育理论与实践、课程与教师等方面的内容，也多有关于“文化适宜性”问题的论述。
在这本书的有关第一章的导读中，笔者陈述了自己的基本观点：
1. 文化是人类社会中各种环境的集合，也是家庭、学前教育机构、社区等运作的基础。世界上是不存在脱离生存环境的人、人的发展和教育的，因此，在“普遍意义”上的、“去背景”地研究人的发展和包括学前教育在内的教育是会受到质疑的。
2. 在全球化和多元化的背景下，文化保护和传承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对多元文化的强调甚为必要，如若以所谓的“科学性”取代文化多样性、差异性和地域性，则有可能陷入一种“文化殖民”或“文化自殖民”的漩涡之中。
3.世界上不存在一种最好的幼儿园教育理念和方案能适合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所有儿童，而各种不同的教育理念和方案能分别适合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不同儿童。在多元文化的世界中，各种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生活在某种文化环境中的人群，尽管会受到异种文化的影响，甚至是很大的影响，但是，与他们生活休戚相关的所有一切，都是与其自己所在的文化最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各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幼儿园教育应该是与其所处的文化相匹配的，是与其所处的文化的基本价值相一致的。
因此，每个幼儿教育机构，每个幼儿园教师都有其自身的文化背景、成长的历史、知识、信仰、价值观和兴趣等，都需要从自身的角度思考幼儿园教育的问题，学会能够自如地面对种族、文化、性别、性别定向、能力以及其他方面的多样性，多元地思考、发展、实施和评估幼儿园教育的问题，而不可脱离文化背景，简单地运用所谓的“科学的”或“客观的”标准去运行。
所谓“先进理念”的文化适宜性问题
著名的人类学家托宾曾为笔者主编的一本题为《国际视野下的学前教育》专门撰写了一篇题为“从民族志研究视角看学前教育的质量”的文章。在这篇8年前写就的论文中，托宾十分尖锐地指出：“教育被用作殖民主义的重要工具由来已久。殖民者往往会向被殖民者引入整套的教育模式，这在殖民者看来是他们的慈善之举，而在被殖民者眼里则是权力丧失的象征。教育成为了殖民者灌输其价值观的一种策略。近来关于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的研究清楚地揭示出，当一种教育理念和实践通过殖民主义的全球霸权势力介绍给弱势国家时，弱势国家所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两难局面。为了赢得全球霸权的认可（并确保能从银行得到贷款），这些国家不得不对他们的教育系统加以改革，采纳外来的评价标准。在一定程度上，边缘国家的学者和官员们已经认同了中心国家的世界观，倾向于将这些改革举措视为对其人民和政府施加的有益的压力。”
托宾还说：“我们最近的一项在中国的研究，发现了类似的现象。中国政府也正力图通过改革学前教育体系，来培养新一批能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劳动力。无疑，许多美国的学前教育工作者很高兴在中国的幼儿园中推广建构主义、活动区角、自我表达、方案教学。但作为一个教育人类学者，我担心这些教学法将如何融入到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之中，以及在贯彻这些方法时，如何考虑中国社会本土的实际情况。……关键的是他们需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以尊重其本土文化的方式来展开变革。”
托宾在这篇文章的结语中指出：“幼儿保育和教育中的文化传统应当受到尊重和重视（这并不是说它们不应该受到批判和发生改变），学前教育实践中的国家差异和文化差异应当受到尊重，而不应被当作是某种缺陷。如若不然，则会表现出殖民主义、种族中心主义和学术地方主义的倾向。”
托宾的这些告诫对于我国的学前教育理论和实践工作者是有意义的，因为这是学前教育的根本性问题，是究竟要将儿童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
我国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先生早年提出“活教育”的目的论就是“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的中国人”。陈一鸣先生（陈鹤琴先生长子）在世期间，笔者曾数次访问过他，他一再关照笔者一定要将他的话带给我国从事幼儿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工作者，那就是他的父亲生于中国，根在中国，受中华文化的熏陶，虽然受过洋人影响，念念不忘的是如何把孩子培养成为真正的中国人！
记得笔者曾在2007年撰写的一篇反思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的文章中，反思了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已经走过的路，思考了正在走的路，展望以后要走的路，文章提出：
“从宏观的层面思考以后要走的路，那么也许我们要多去想想在全球化和多元化的大背景下，怎样更多地去关注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文化的问题，而不是没有批判地将一些源于西方文化的思想都当作‘先进理念’。
应该指出的是，八年前笔者所指的“先进理念”，就是那些源于西方文化的、与西方人的价值观相一致的、普适性的教育理念，雷同于“适合儿童发展的教育”（DAP）早年版本的理念（注：新版本的“适合儿童发展的教育”已经发生了很多的修正）。
应该指出的是，当今我国幼儿园教育从理念到实践，从评估到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这些所谓的“先进理念”影响，在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层面上出现了与中国文化不相适宜的问题，甚至是完全相悖的问题。
习近平在2014年9月9日访问北京师范大学时曾说，他“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他的话在宏观层面上为我国学前教育的发展确定了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