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里，笔者许多次被要求作题为“国内外学前教育的现状和发展趋向”的学术报告。这是一个不容易做的报告，要做好这个报告，先决条件之一是需要对世界一些主要国家的学前教育有基本了解，甚至要经过实地考察，整理出“规律性”的东西，否则就有可能成为“繁杂现象的堆砌”；先决条件之二是需要基本把握各国国情和文化，知道一些国内外学前教育现象背后的原因，还要敢于以批判的精神面对所存在的问题。

   世界上的学前教育理论和实践，可以用“五花八门”、“种类繁多”来概括。要做这个报告，首先要“定义”，笔者将某国的学前教育定位于该国政府主导的、以国家政策支持为主体的学前教育理论和实践；其次是“归类”，具体地说，笔者将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学前教育归为若干种类型，虽然每个国家的学前教育都有其独特之处，但是每种类型的学前教育在其主要的教育理念和实践等方面都应该是基本趋同的。

从“自相矛盾”到“有所领悟”

   大凡世界各国在学前教育实践方面都会呈现两种取向：浪漫取向和现实取向，前者强调以儿童为本，强调儿童自然发展，强调儿童自主、主动的活动，特别是游戏活动，强调快乐以及兴趣和需要的满足；后者强调以社会为本，强调学前教育对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功能，强调知识和技能的获得，强调为入小学做好准备。

   以往，笔者在做这个报告时，多少是有点“自相矛盾”的。理论工作者的思维方式应该是“逻辑的”，是不可想当然的，但是由于没有能够想得清楚，理得明白，只能“得过且过”。

笔者曾用“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作为“归类”的两分，尽管从文化和人的价值观念上可以大致这样区分，即东方国家理当是倾向于现实取向，西方国家理当是倾向于浪漫取向。但是世界各国学前教育的现实表明，这样的分类有太多的“例外”，例如，美国政府、墨西哥政府主导的学前教育是不折不扣的现实取向，而东方不少国家的学前教育却是浪漫取向的。

   笔者也曾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作为“归类”的两分，尽管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这样大致区分，即发展中国家理当是倾向于现实取向，而发达国家理当是倾向于浪漫取向的，但是世界各国学前教育的现实也表明有不少的“例外”，例如，在最发达国家美国，政府主导的学前教育是不折不扣的现实取向，而东方有些发展中国家的学前教育却是浪漫取向的。

   做教师最大的益处就是能够“温故而知新”以及“教学相长”。笔者在许多次“自我矛盾”的讲演中经由师生互动和反复思考，在“自我否定”中终于“有所领悟”。

   笔者突然“有所领悟”的是，如果需要作“两分”，那么可以是“高福利国家”和“高竞争国家”，用这种“两分法”可以将几近所有的国家在学前教育方面已经具有的或者本该具有的取向说得明白一点了。尽管绝对的“两分法”依然难以涵盖所有国家学前教育的现实，但是至少能够大致说明每个国家在这样的“两分”之间已经具有或者本该具有的相对倾向性。

   世界各国政府制定的政策，是一根解决当前该国社会问题的“杠棒”，而不是维护所谓“真理”的策略和方法。政策维护的是执政者的根本利益，因此有执政能力的政府所制定的政策，其目的性是非常明确的，措施也是十分到位的。

  “高福利国家”的政府，执行的是“均贫富”的国策，通过较高税收、高福利，让每个老百姓“安居乐业”，平静地过日子，不用担心温饱和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高福利国家的社会运行方式，利处是能保持社会稳定、和谐，弊端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缺少动力，鼓励的是“懒人”。在“高福利国家”中，不少是发达国家，其原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各种资源丰富，人口负担不大，这些国家可以真正达成以人为本，老百姓生活的幸福指数很高，能够基本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在“高福利国家”中，也有少数是发展中国家，它们为老百姓提供“铁饭碗”，吃的是“大锅饭”，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结果达成的却是“共同贫困”。

  “高竞争国家”的政府，执行的是“让部分的人富起来”的国策，通过较低税收和高竞争，让老百姓通过自身的努力和能力的展现，获取相应的所得，国家只承担百姓的温饱以及最基本的教育、医疗，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存在较大的差异。高竞争国家的社会运行方式，利处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有动力，弊端是社会稳定与和谐存在问题。在“高竞争国家”中，有些是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高，由于激励竞争，能够使生产力发展更具动力；在“高竞争国家”中，也有些是发展中国家，它们也激励竞争，为的是改变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状态。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所期望得到的最终结果也都是“共同富裕”，但是一定需要经历较长时间的“差异性共同富裕”的阶段。

   从这样的“两分”来思考包括学前教育在内的教育问题，那么为什么“高福利国家”的政府已经采取或者应该采取用浪漫取向的教育，“高竞争国家”的政府已经采取或者应该采取用现实取向的教育就不难理解了。

   从这样的国家“两分”来思考包括学前教育在内的教育问题，那么为什么“高福利国家”的教育轻松愉快，强调自主、选择；“高竞争国家”的教育负担较重，减负难以达成就不难理解了。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学前教育政策导向

   当今我国学前教育政策的制定，除了不可脱离我国的文化外，也是不可脱离我国的政治和社会现状的。

   就社会性质而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就发展程度而言，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在此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是摆脱不发达状态、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一个总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一项大政策是顺应经济发展规律，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裕、先发展；一条主渠道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人帮助后富的地区和人，先富带后富，最终共同富；一个大原则是把握适当的力度和时机，解决发展的不平衡和调节贫富悬殊问题。

      我们既不能离开共同富裕讲发展生产力，离开了就会导致两极分化；也不能离开发展生产力讲共同富裕，离开了就会导致共同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是（1）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2）坚持社会主义，防止两极分化，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牢固的政治保障。 

   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我国实施了“改革开放政策”，改变了生产中不适应生产发展的管理体制和政策，建立了社会主义下的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是一种自主的经济、平等的经济、竞争的经济和开放性经济。为了各自价值的实现，市场主体之间必然激烈竞争，优胜劣汰，因而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机会和风险是并存的。市场机制就是在供求、价格、竞争之间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中发挥节约资源和合理配置资源的功能，而竞争是市场活力的灵魂。

  为了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我国实施了“顺应经济发展规律，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裕、先发展”的政策，培育了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市场主体，使他们成为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主导力量，焕发了他们的生机和活力，发挥了他们的经济实力和潜能，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坚持社会主义，防止两极分化，因此要关注社会正义和公平。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分配制度上的原则，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在“效率优先”的前提下，“兼顾公平”需要通过“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人帮助后富的地区和人，先富带后富”以及“把握适当的力度和时机，解决发展的不平衡和调节贫富悬殊问题”等得以解决。

    应该看到，在我国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同时，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已经突显出来了，发达地区与发展中地区之间的差异、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异、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异等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可能会对社会和谐与稳定构成威胁。

  应该看到，在实现农业人口占多数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进程中，伴随而至的边缘地区、贫困农村地区的农民及其子女的生存、发展问题；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及其子女的生存、发展问题；农村留守家庭及其子女的生存、发展问题，包括上述各种人员的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问题等都急需解决，如若这些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可能会对社会和谐与稳定构成威胁。

   我国的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政策导向应该是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发展总目标相一致，即既有益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又有利于防止社会的两极分化，前者是激励竞争，后者是各项社会保障向弱势群体倾斜。

国家的社会性质与学前教育政策的逻辑一致性

   虽然学前教育政策的制定并非只取决于国家的社会性质，但是可以不容质疑地说，国家的社会性质至少是制定该国学前教育政策的重要的、上位的依据之一。在逻辑上，任何与国家的社会性质不相一致的学前教育政策，都会在实质上损害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出现政策在实施中难以推行和运作的尴尬，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说的与做的不相一致”或者“教育实践‘异化’教育理念”等状况。

    应该看到，我国已经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对学前教育所做的各项规定，包括“基本普及学前教育”、“重点发展农村学前教育”、“对家庭经济困难幼儿入园给予补助”等，都是与当今我国的社会性质在逻辑上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

   应该看到，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东方国家，在一些学前教育政策的导向上模仿一些西方“高福利国家”，采用了某些高度浪漫主义取向的教育理念，导致在学前教育实践中出现了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也是值得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