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俱进，面对幼儿园课程变革的现实问题——对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反思（之十一）
对现实问题的诊断是幼儿园课程变革的出发点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的幼儿园课程变革是在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变革以及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是在国际、国内对儿童发展和权力给与优先关注的潮流中发动的，是在对教育价值的重新认定以及对当时幼儿园课程存在与时代不相适应的问题的反思中提出的。当时，国外的各种儿童发展理论和教育理论，诸如杜威、布朗芬勃伦纳、布鲁纳，特别是皮亚杰等人的理论和思想广泛传播；我国近、现代教育家们的思想，特别是陈鹤琴的教育思想再次受到重视，这些都为八十年代以来的幼儿园课程变革提供了理论背景。
八十年代的幼儿园课程变革是从“民间”自发进行的试验开始的，这些试验从单科扩展到了整体，从城市扩展到了农村，对幼儿园课程变革起了推动作用，这些试验所针对的问题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幼儿园学科课程过分强调系统的单科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忽视各学科间的内在联系，忽视儿童自身的活动和直接经验。
在1989年，原国家教委颁布了《幼儿园工作规程（试行）》，自此，幼儿园课程的变革转化成了由国家行政力量主导和推动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了。这项法规在试行七年以后，经过修订后正式颁发。《规程》体现了这场课程变革的初衷，并通过行政途径，将其所规定的内容推向各级行政职能部门和基层幼儿园。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起，从以民间自发的改革到国家行政力量介入并主导的幼儿园课程变革迄今已经历时20余年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变革，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涉及面之广，动用的资源之多，是历次幼儿园课程变革所不可比拟的。
虽然这场幼儿园课程变革起始于“自下而上”的民间自发的试验，但是，起主导作用的却是国家行政部门相继颁布的指导性文件以及“自上而下”的指令和要求。在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下，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全面实施改革，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与国家经济、政治等改革同行的、由国家行政主导和推行的教育改革的评价，包括对幼儿园课程变革的评价，自然会是比较正面的和积极的，特别是国家的各项改革仍在进行的过程中。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间的流逝，随着幼儿教育实践中各种问题的产生，人们也开始从其它视角评价这场幼儿园课程变革，在理念和实践层面上提出了诸多的问题和质疑。这些问题和质疑的提出，反映了幼儿园课程变革的过程不是一成不变的，幼儿园课程变革的价值取向、目标以及具体措施，都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与时俱进”地发生着变化和需要调整的，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国家经济、政治等改革大政方针的调整和创新，幼儿园课程变革也必然需要进行调整和改变。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时代文化方向的选择，不是哪位思想家灵机一动构想出来的，也不是哪位思想家照搬外国的某种模式就可以决定和奏效的。文化方向的选择，从根本上说，是社会经济基础——生产力水平、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及各种政治结构变动的结果。”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幼儿园课程的变革同样如此。对幼儿园课程变革的思考，应有“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那就是说，不同的时期一定会产生需要解决的新的问题。
“现实问题的诊断是任何改革的出发点。”我国幼儿教育历史上的三次幼儿园课程变革，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这次幼儿园课程变革，都是人们从对当时幼儿园课程中存在的问题的不断发现与批判开始的。同样，对幼儿园课程变革的质疑和反思，也是从由幼儿园课程变革所产生的新问题而来的，或是在幼儿园课程变革时期由于社会的变迁所产生的新问题而来的。
在历史的长河中，二十多年不算太长，但是却是我国政治、经济等各领域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在此期间，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内的指导思想和政策都在进行着有效的调整和改变。同样，为解决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我国幼儿园课程存在的问题而发动的课程变革，以及为此配置的政策法规、理论解释和实施手段，也许能解决当时的问题，起码能对当时所存在的弊病起到“矫枉过正”的作用；但是，在二十余年中如若坚持所谓“正确”的理念，不顾及宏观生态环境的变迁，那么会给幼儿园课程变革带来问题，甚至会对课程变革产生误导。
幼儿园课程变革中的现实问题
随着幼儿园课程变革向纵深方向发展，人们开始对变革中出现的现实的新问题开始反思和探讨，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幼儿园课程变革向健康的方向发展是由裨益的。
一、 教育质量Vs教育公平
在“教育质量”之外，还有一个同等重要的概念即“教育公平”。如何实现“教育质量”和“教育公平”兼而有之，一直被提倡作为教育的基本价值诉求，因而也历来是教育变革与发展的重要议题。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社会和经济的中、长期发展目标的确立，幼儿教育的公平问题逐步凸显了出来，在幼儿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是优先考虑教育质量还是教育公平，已经成为了幼儿园课程改革的一个焦点。
在世界范围内，曾有过有关幼儿教育质量的主流话语，这些主流话语所讨论的问题集中于诸如该如何评估幼儿教育质量？需要什么样的质量标准？如何才能获得期待的结果？这个过程是如何运作的？如何保证质量？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基本思考和解决的方式，主要体现在技术性和可控性等方面，即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寻求能够保障标准，具有预见性与可控制性的技术方法。
而今，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在包括幼儿教育在内的教育领域内，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就是教育公平问题。倡导社会正义，呼吁社会公平，追求社会和谐，促进制度创新，这是在“与时俱进”的视野中坚持改革开放所必须遵循的路径，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大政方针。
在倡导教育公平的背景中，需要优先思考的问题不只是为每个幼儿提供公平的受教育权利的问题，还必须思考如何根据教育背景，为有差异的幼儿群体分别提供适合的幼儿园课程，而不是要求幼儿教育机构完全按照一种所谓合乎理想的幼儿教育理念和合乎标准的幼儿园课程行事，并以此作为评估幼儿园教育的尺度。
二、 价值无涉Vs价值有涉
幼儿园课程变革不可对社会和文化缺乏敏感性，这是因为任何的变革都是与变革者的价值取向相一致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国外的各种儿童发展和教育理论开始在我国广泛传播，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八十年代以来的幼儿园课程变革。这场历时已经20余年，迄今仍在进行的幼儿园课程变革，其主旨是从强调教育结果转化为强调教育过程，从强调教师教学的知识和技能转化为强调儿童的发展和一般能力的获得；在幼儿园课程的管理上，从注重幼儿园课程的标准化和统一性转化为注重课程的多元化和自主性等方面。“以儿童发展为本”成了这场幼儿园课程变革的纲领和行动指南。
近些年来，在国际范围内，这些以儿童发展理论为主要依据的幼儿园课程已经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和批评。美国著名幼儿教育加斯波代克认为，“课程应该超越儿童发展，因为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决定了什么才是儿童应该知道的和教师应该教的。”主张重新思考和重新定位幼儿教育的学者们则指出，这些课程过多地依赖于心理学理论，过分强调儿童发展，而对社会和文化缺乏敏感性，它们会鼓励人们去发展一种以标准化为基础的、充斥着评价的、价值无涉的幼儿教育实践。
幼儿园课程变革固然是需要带有一定的理想化色彩的，舍此，变革者便会缺乏动机和热情。但是在变革实施过程中，特别是在变革实施相当一段时间以后，变革者不能始终坚持以“理想化”状态（特别是以西方人的价值观为基础的“理想化”状态）为标准和示范，强行以此去规范和改造“不理想”状态的幼儿园课程。这种“理想化”状态往往会是以专家们的偏好为依据的，而不是从实际需要出发的，这种规范和改造行为会导致诸多的不公平。
在宏观层面上推进和实施幼儿园课程变革，应着眼于大的社会生态环境；应着眼于通过政策，挖掘和调配各种社会资源，扶持弱势群体，鼓励多元化地去发展适合不同地域和人群的幼儿园课程，而不是一味地去倡导和推行一种所谓“先进的”、“普适性的”、“以儿童发展为本”的理念和实践。
其实，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文化中，即使“个性”、“创造”、“主动”、“自主”、“探索”等一些幼儿园课程变革者一直在追求的理念，并不是一些中性的、价值无涉的、完全客观的概念，在不同的文化中，它们有不同的涵义，对它们的价值追求也不尽相同；脱离了文化背景，这些所谓的“先进理念”只是“乌托邦”。
三、 宏大理论Vs地域性知识
长期以来，一些理论工作者，持续地接受着现代欧美话语系统的影响，这些话语一直被视作为普遍真理，由这样的话语构建而成的宏大理论，而今，在国际范围内，这些话语也已遭受到了来自多视角的观点的广泛质疑和批评。
在自八十年代开始的我国幼儿园课程变革中，通过各方的种种努力，似乎时时都在向幼儿园实践工作者在灌输所谓“正确儿童观”、“正确教育观”和“正确课程观”的宏大理论，并要求通过幼儿园课程，将这些宏大理论转化成为幼儿园教师在日常教育、教学中的行为。
很显然，在幼儿教育领域中引进的这类宏大理论没有关注来自不同文化、种族和语言背景的儿童生活经验和知识结构的不同。其实，这并不是这些理论本身的问题，而是将这些理论运用于幼儿园课程而产生的问题。将这些主要来源于以西方白人中产阶层儿童为研究对象的结论而发展的理论加之于各种不同背景的人身上，并视之为关于人类发展和教育的普遍真理，这样做，一定会产生与教育实践不相适合的问题。
从生态学的视野出发，在思考幼儿教育的问题时，基本的出发点并非只是所谓“公认”的或“倡导”的宏大理论，而是在背景中的幼儿教育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所表达的意义同样也适合处理好幼儿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
四、 学术研究Vs实践研究
学术研究关注的是理论，理论只是一种假设，许多理论从来就没有被证实过，而且始终是在被修正的过程中。学术研究者会有自己相信和偏好的理论，并由此决定了该学者看问题和解释问题的视角。学术研究在意的是能揭示问题的本质，而不在意观点的偏激；学术研究强调百花齐放和争鸣，而反对专横和霸道。由此，学术研究，特别是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不可将某些专家认同或喜好的理论就当作先进的、正确的理论，并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地被运用。
例如，学者们对建构主义、多元智能、后现代主义等源于西方的理论的偏好本是合乎情理的，学者们介绍和解释这些理论也是他们的本份，这些理论多少也能给与幼儿园课程编制、实施和变革起到一定的启示和指导作用。但是，认定这些东西就是先进的，在实践中是必须去遵循和实施的，其结果往往会适得其反。
事实上，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存在着鸿沟，存在着落差。幼儿园课程变革主要针对的是教育实践层面上的事情，幼儿园课程变革着眼于解决问题，其固然存在理念层面上的更新，但不着眼于验证理论是否正确。
在政策层面上的重新思考
人类发展生态学创始人布朗芬布伦纳在晚年认识到，在人的发展生态圈中公共政策是十分重要的。他指出，一方面，要对存在的和潜在的对人的发展过程起间接影响作用的公共政策给予较大的关注；另一方面，政策制定者应知道并能理解他们运用的政策和方法会如何影响家庭、学校和其他社会环境的作用，而这些环境是对人类发展起重要作用的背景。
首先，政策具有明显的政治特征，制定政策的依据是执政者代表的政治集团的利益。政策制定者利用拥有的立法权和行政资源，制定、颁布和施行教育法规、政策和规章，合法地强制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贯彻执行。幼儿教育政策控制着幼儿园教育的运行方向，与幼儿园课程有关的法规、政策和规章，对幼儿园课程的设计、编制和实施以及幼儿园课程的评介会起到导向作用。在政令通畅或者集权的社会中，政治对幼儿园课程的设计、编制和实施往往会起到决定性作用，会起到比任何其他社会因素更直接的影响作用。由此，法规、政策和规章的与政治、经济、文化、时代等的适合性就会是特别重要的事情。
其次，法规、政策和规章本身并非真理，它们与学科并无必然联系，它们旨在解决在政治观念和信念指导下的社会问题，因此必然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加以调整甚至改变，与幼儿园课程有关的法规、政策和规章也当如此。如若与幼儿园课程有关的法规、政策和规章被视作为真理，被当作无需调整或改变的“正确理念”，那么这些法规、政策和规章有可能会从积极方面走向它的反面。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指引下，已经经由了20年的幼儿园课程变革，如何进行重新思考，特别是在政策的层面上如何进行重新思考，为的是保持幼儿园课程变革带来的成果，为的是以“与时俱进”的态度面对现实的问题，使幼儿园课程的发展更为健康。
参考文献
钟启泉等主编:《课程设计基础》，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朱家雄：“从一位国际著名学前教育专家的反思说起”，《幼儿教育》2007年第一期。
薛烨、朱家雄：《生态学视野下的学前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